1997年，市场极度低迷之时，香港的一场鸡瘟套牢了朱焕良。而朱这个炒股大户的“庄”种在了康达尔股票里。瘟鸡成千上万只地死在香港，康达尔的股票也一路狂跌，使朱焕良自有的上亿资金、拆借的上亿资金“死”在证券交易所里。
在这时候，K（即吕梁）的出现和K的长线战略投资操作理念的出现，完全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选择。
而土著炒股大户、开泥头车出身（大装卸车）朱焕良的名声在投资圈并不好，人称其为“机构杀手”，主要是指其多次股票炒作中，都有买通机构操盘手高价接盘然后开溜的嫌疑。因此，吕梁麾下的几大机构投资者，一开始便对这种合作深怀疑虑。吕梁认为契约可约定一切，他让律师完全按香港私募基金的方式安排契约，就这样将朱和北京的机构捆绑在了一起。
吕梁认为朱非常质朴，他的目的和动机首先是解套，而且，朱接受了他的所谓长期投资和长期互推互动共同成长的创造双赢理念，但从朱和吕梁决裂时坚决而直接表达的“股票总是要卖出才能赚钱”的朴素语言，完全可以说这两个人的合作从一开始便有深深的误解。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市场上早在六个月前就有传言，是朱焕良在偷偷出货。从2000年4月份开始，深圳多家营业部就不断往北京传消息说朱焕良在“倒现金”，每卖出1500万的货，就提现转移。这重要情报通报到北京，北京马上查问下去，但朱的回答是清洗关联交易的筹码。
不安的消息瘟疫一样开始慢慢在小圈子里漫延。北京的几个机构投资者每次见到朱焕良目光便充满了疑虑和不信任，虽然没有马上摊牌，但互相猜疑的空气已传染到了所有合作者之间。北京的投资者要吕梁严厉地转告朱焕良，如有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绝不容忍，绝不客气。同时，北京的几个主要机构投资者们开始感觉到股价的抛压越来越重。
吕梁曾出面与朱谈判过，但已无法约束朱的行为。朱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再玩下去了。
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北京的名人酒店。谈判结束后，吕梁给他的律师打了个电话，问他如果朱完全失控，该怎么办？律师大吃—惊，半天才想出一句话，“你有没有把事情的严重性跟他讲清楚？”吕梁回答：“跟农民讲严重性，有用吗？”
中科创业在2000年年底前连续拉出5个跌停后，吕梁主动跟媒体接触，表示愿意披露有关坐庄中科创业的内幕情况。犹豫两天之后的元旦，在北京北辰花园别墅他自己的家中，吕梁向记者讲述了那个自己作为庄家操纵康达尔重组，最终吃亏上当、导致危机的故事。
此后，吕梁坐守北辰花园，除了尽可能构思和洽谈“重组”，接待一些友人之外，主要工作就是整理以往的法律文件，接受记者采访，以及写作一部关于中科事件的书稿。此时，监管机构和司法部门已经着手对“中科系”事件进行调查，吕梁自然是事件的中心人物之一。
2001年2月3日，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到亚运村北辰花园别墅5号对吕梁进行抓捕，10时30分，侦查员将正欲驾车外出的吕梁司机截获，并从其口中证实，吕梁确在家中，于是侦查员进入北辰花园别墅5号将吕梁抓获。
2001年2月9日，春节及元宵节的吉庆氛围尚未消逝，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的吕梁披着军大衣潜离北辰花园别墅5号楼，消失在初春亚运村川流不息的人流中，从此再无踪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