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一家普通生产鸡饲料、饲养家禽的国有供给型公司摇身一变就成了一家上市公司——这就是康达尔公司(000048，中科创业的前身)。
于1994年由深圳市龙岗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的康达尔公司，在当年公开向社会公众募集面值1元的2180万股普通股改组成股份公司后，便在1994年11月1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了。
上市的成功对于康达尔来说多少有些意外，因为公司落后的企业管理制度已经成了这家传统公司令人无法回避的诟病，也因此，在证券市场不够成熟的氛围下，康达尔的一夜暴富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找不着北了，由此也走上了自己坐庄的道路。
1997年，当来自香港的“禽流感”使康达尔数以万计的鸡瘟死在香港、股票狂跌时，深圳炒股大户朱焕良的几亿资金开始被深套其中，事实上，朱焕良持有康达尔公司的股票并非偶然，两家早有渊源，上至康达尔的管理层下至公司员工，朱焕良都相当熟稔，不少员工甚至亲切地称他为“朱大户”。
也正是因此，朱焕良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盘，而当时康达尔的流通股占了该公司总股本的29％。所以此时的康达尔公司名义上为上市公司，有着一套公司治理的花架子，但实际上公司管理层早已将公司交给了资本市场的玩家。
不过在1997年被深套后，朱焕良便开始走投无路，1998年，他赴北京寻找更大的庄家——吕梁帮助其解套，他的登场实际也宣告，从他开始，整个中科骗局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在朱焕良的请求下，吕梁很快和他达成了一致，并组织资金接下朱焕良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盘，而朱焕良则配合吕梁长期锁仓，帮其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以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
从1998年底至1999年5月间，吕梁与中科创业前庄家朱焕良联手，大规模倒仓，从朱焕良手中将3000万股康达尔股票，以约定的每股13元左右的价格，在半年之中倒入自己所控制的“80％由营业部提供的”上千个账户中。此后，在朱焕良的密切配合下。1999年4月和5月，吕梁又安排机构资金，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有股。由此，他安排的人手也终于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了7席。至此，整个操纵市场行为完成了第一步：建仓与控股。
智维律师观点：无论是直接交易还是影响自己的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价格，这种做法在公司法或是证券法中都是被绝对禁止的，而康达尔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却恰恰两点都碰触了，这无异于一场危险的双簧表演。
康达尔向吕梁转售股份达到34.61％，而其公司内部董事会、股东会等机关却几乎全部按照朱焕良的命令行事，轻易地将公司控制权交给了没有过深入洽谈、没有实际投资动机、没有具体经营背景的自然人吕梁旗下，也是上市公司高管层的极大失职，如此主动地、不负责任地引入毫无经验的庄家控制公司，不仅高管层将会触犯公司法的勤勉、尽职性要求，也会给公司本身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