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儒家“大同”社会理想不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乌托邦空想，而是一个可望可及的社会理想。“大同”并非完全的同一，而是有差异、有私产、和而不同的和谐和平社会。
《礼记礼运篇》首次提出了“大同”之说。记曰：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于是藉孔子言，描述了“大同”社会的情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蔵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里需要分辨的是，《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是上下齐同、没有差异、大公无私的社会吗？过去有不少人是这样理解的，康有为就认为“大同”社会是一个无国家、无阶级、无刑罚、无私产甚至无家庭夫妇之分的乌托邦社会，其《大同书》写道：“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争、奸淫之防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力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 |
